一個聖人說，事情凡是重要的，其實我們都已經知道。我們要做的就是發現。我們眼前這一股醫療的熱潮，其實只是一種集體的回憶，回歸以前的“媽媽”和醫生而已。西波克拉提（Hippocrates)當時就是因為堅持心靈與環境的重要性，所以才懂得警告我們醫學如果分門別類會有什麼後果。
科學上發現自然界的豐富與復雜以後，我們總算才明白我們一向對待健康的方法多麼拙劣。尤其，我們那麼外在的，粗暴的，侵略性的處理的那些系統，其實都要在我們請出內心的醫生時，才可能恢復平衡。外在的改革對政治實體本身的影響往往有限。同理，如果精神尚在衝突當中，那麼外在的治療當然不足以使身體痊癒。許多人之所以採用傳統方法治病，並不是因為懷舊，而是因為認識到“現代”醫學方法已經越軌，想把一種笨拙的秩序放到自然界，卻不知道自然界有它更高的秩序。譬如說，20世紀給我們的是四小時奶瓶餵奶法。為了醫院和醫生的方便，還引進分娩勞作和帝王切開術。生與死都分隔成孤立的環境，人的關心在其中空空如也。現代典型的生產是這樣的：醫生從麻醉的母親體內抓出一個麻醉的嬰兒，外面全是亮光和吵鬧聲，然後包起來，綁起來，放到塑膠盒裡。然後父親只能透過玻璃窗看他，兄弟姊妹則完全不行。可是我們現在已經知道，嬰兒出生以後，如果立即和母親在一起，他們立刻會在生理和感情上“結合”。他們眼光接觸，撫摸、微笑、哺乳，這一切對他們的親密，對嬰兒日後的發展都有長期的影響。從其他文化採取的育嬰行為，從本國復興的育嬰風俗——媽媽的擁抱、和父親遊戲、人奶中對嬰兒發展很重要的物質、人聲會啟發嬰兒微小的動作等——都使我們看清自然行為對新生兒的好處。母親與嬰兒間結合的重要性，曾有一項泛文化的研究以數字量化出來。這項研究顯示這種結合與母親後來的敏感性、小孩長期的智商有密切的關係，而且能夠減少母親虐待與不照顧小孩的現象。除了母親之外，嬰兒與父親也有一種結合的關係。在瑞典，父親可以到醫院照顧嬰兒。三個月以後，他們與嬰兒的關係往往變得密切。長期的研究顯示，襁褓時期有父親照顧的嬰兒長大以後比較能夠適應社會。一開始的時候，醫學界對於有人關注這種親子結合關係根本是排斥的。可是，接下來態度的軟化卻來得突然，出乎意料之外。 1978年，AMA突然宣布接受那些注重親子關係的婦產科醫學方法。現代醫院的設計，顯然不是用來生小孩的。這一個因素造成了近年在家裡生產的潮流。醫學界起先非常擔憂這種趨勢，可是第一次的安全評估出來以後卻令人吃驚。加州健康部對一千兩百個家庭分娩病例做過研究以後發現，在家生產，“在每一方面”，都比全州平均情況安全（不過，篩選出來的做過這種冒險的母親在總人口中並非很具代性）。醫院生產嬰兒死亡人數是在家生產的兩倍，而在家生產還只是助產士在處理各種情況。 （助產士的技術使陰裂保持在5%左右，而在醫院由醫生接生則為40%。）面對病人的厭棄，現在有越來越多的醫院開始努力改進。現在，他們的婦產科病房是一個“家外之家”，一個符合人性的環境，外加很快就可以到達急救處。在米耳瓦基家庭醫院(Family Hospital)的新生命中心（New Life Center in MilWaukee）、聖芳濟醫院(San Francisco General）與好萊塢長老會醫院的新分娩中心（New Birth Center)裡面，父母親和小孩子所處的環境就像家裡一樣。他們可以聽音樂，等候母親生產時來這裡玩，用餐。很多醫院已經採用法國婦產科醫生雷波業發明的分娩法。嬰兒在一個安靜、光線柔和的環境中出生，然後受到溫柔的歡迎、按摩，然後再放到溫暖的水中。芝加哥拉許長老會聖路加醫學中心（Rush-Presbyterian St.Luke s Medical Center）的一個醫生說，這種環境下出生的嬰兒，開始伸展身體時“幾乎都會微笑”。佛羅里達的一個醫生告訴同事說：“這簡直就是一個觀念，不是程序。”雷波業曾經描述他逐步發現新生兒智力與覺醒的過程。他說，這個過程與他從醫學教育所知完全相反。 “那是一個人在那裡，有充分的意識，必須尊重。”法國有一項實驗，研究對像是一百二十個用雷波業方法生產的嬰兒。這一百二十個小孩，母親全部都是勞工階級，剛入醫院時根本不知道有雷波業分娩法這一回事。研究結果顯示，這些小孩子的心理動力比一般小孩子強，消化力比較好，比較早開始走路。最叫人吃驚的是，兩手都很靈活！雷波業是1978年策劃洛杉磯一次會議的演講人之一。這次會議組織了“我們的終極投資”（Our Ultimate Investment）基金會。這個基金會的讚助人是赫胥黎的遺孀羅拉·赫胥黎（Laura Huxley）。 NAPSAC（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arents and Professionals for Safe Alternatives in Childbirth)這個人脈的產生是因為堅決相信生產、照顧嬰兒、親子關係之間有它的精神和心理層面。全國各地的關心激發了各種會議、討論會、出版、各種互助人脈。這一切使各種自然生育法（譬如拉馬茲法，Lamaze method以及La Leche聯盟，希望自己哺乳的母親組成的互助人脈）的發明與建立，大大獲得了支持的力量。一個曾經回答寶瓶同謀問卷的女士說，在家裡生小孩是“不打麻醉針的心靈高峰經驗”。她的先生為她接生。他也說這種經驗是他一生的高潮——“出生為一個父母”。這個母親說，她很感謝所有以前“以自己的方式分娩的女人。她們從醫學界奪回生產權，歸還給父母和嬰兒。這原本就是他們的”。越來越多父母要求在家生產，或要求家庭式的環境。同樣的，現在也開始有人要求在家或在一些人道中心辭世。這些末期病患人道中心都是以倫敦聖克里斯多福中心為模式設立的。提倡臨終院運動(hospice movement）的人士說，這個中心是“一個觀念，而不是一個地方”。這就像雷波業的方法給稱做一個觀念，而非技術一樣。國立健康研究所曾經舉辦一次為期兩天的臨終院討論會。《科學》雜誌報導說：“臨終院運動絕非個別的，特殊的現象。臨終院提供的是使整體健康系統重回正途的模式。”新社會研究學校（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的哲學教授裘納思（Hans Jonas）說：“規範'死的權利'這個問題的，根本來說是'生'這個觀念，而非'死'這個觀念。生命的完整是醫藥寄託之處。醫藥的任務是使生命的火焰繼續燃燒，而不是讓生命的餘燼閃爍；尤其不是使生命受苦，尊嚴受損。”現在在美國的許多州，那些延緩死亡的科技——那些管線、人工呼吸器——已經可以用“死亡的權利”來拒絕。柏克萊的“相提計劃”（The Shanti Project）為臨終者及其家屬聘雇了專業與各行顧問來做充滿愛心的指導。精神病學家詹波爾司基（Gerald Jampolsky)在加州提布隆（Tiburon)的態度治療中心（the Center for Attitudinal Healing)主持一個罹患致死疾病兒童的團體。小孩子每個星期輪流在各人家裡聚會，分擔恐懼，共同思考，為病危者傳達痊癒的意志。太平洋貝爾公司的捐助使這個中心能夠建立一個電話支援人脈。全國各地的小朋友都可以利用電話交談，分擔彼此生病的經驗。我們的文化有種種自我暗示的預言。其中之一是“年老即意味健康的衰頹”。這個假設最是要命。雖然研究顯示年齡有各種表現方式，可是我們就是要讓自己老，自己死。老人家，有錢的住進充滿陽光，看不到小孩子的社區，沒錢的，給遺棄在家人不來的街坊。有些病人，雖然照樣能夠走路，卻還是隔離在療養院裡面。可是現在，革命來了。現在，不但那少數人在說“去他的，我不去，”有同理心年輕的一代態度更為強硬。 “灰豹”（Gray Panthers）的麥姬·孔恩（Maggie Kuhn)這樣說明年齡的新觀點：我們可不要和年輕人對抗。我們不想當顧問。你們年輕人——你們全部，我們要和你們共謀。我們需要根本的社會變革，需要一份新的議程。這份議程包括有各種年齡層在內的住家——由此結束強迫退休這一回事。我們可以一起建立整體健康中心——由此提出挑戰與變革，由此指出製度大變革之路。我們正在經歷一種新的人文，正在體驗我們那種互相合作改變社會的力量。我很遺憾我的同儕有時候把全部力量放在獲取服務之上。服務是麻醉藥，可以減輕痛苦，可是卻解決不了問題。我們是建立聯盟的人。我們可以實驗。我們有些人年紀雖大，可是並不是要完全安全才能活；因為我們沒有什麼好損失的。孔恩呼籲同儕去上大學課程，加入自我實現活動，創立有想像力的企業。譬如，某一個城市的“灰豹”團體就買了幾間舊屋，整修以後再出租。全國性的SAGE(Senior Actualization and Growth Explorations）計劃結合了針灸、靜坐、太極、音樂，甚至物品交換等精神與身體治療法。最近成立的全國人性老人病學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Humanistic Gerontology）結合了那些關心老人病新醫法的專業人士。艾力生(Jerome Ellison)創立的鳳凰俱樂部(Phenix Club)任何年齡的人都可以參加。他們設計一些活動與互助制度使人的後半生成為有創造性的精神歷險。可以預見的，將來在精神疾病方面也會有新的治療方法出來。醫學界現在對傳統的醫療方法——包括鎮靜劑的使用——的功效已經不再那麼肯定。這些藥物使那些原本機能還很正常的病人住院人數增加，但是對於造成精神疾病的內在失調卻無能為力。有些社會認為瘋狂是企圖突破新觀點的努力。西方的精神病學現在終於開始懂得尊重這種看法。嚴重的精神疾病有時候可能是超越衝突的策略，是很有價值的自然程序，而非必須趕快消除的症狀。精神醫生通常是暫時對病人做很大的化學調整，可是比較有效的往往卻是保護和了解。加州曾經對年輕男性精神分裂病患做過一項研究，結果顯示，服用Thorazine的病患雖然比不服用的痊癒時間早兩個星期，可是後者癒後一年內復發的次數卻比前者少。從字面上看，psychiatry（精神病學）的意思是“醫治靈魂”。不過現在看來，大量使用鎮靜劑恐怕不但治不了破碎的靈魂，而且還會改變腦裡面受干擾的化學，因而攪亂了憂鬱和衝突的形態。還記得我們的腦要不就否定衝突，要不就轉化衝突。所以當卡爾·梅寧傑發現許多人從瘋病恢復以後“比以前更好”時，我們都很能夠理解。事實上這些病人復原之後，已經到達另一個整合層次。這是壓力推動個體進化的又一個實例。有些社群建立了一些避靜所，讓遭受壓力的人有一個休息和獲得支持的地方，以免衝突擴大到難以應付。有些避靜所甚至能夠處理精神病患。不過這些地方現在都已經結束。舊金山的Diabasis House和華盛頓的Crossing Place都曾經有一些引導計劃讓我們看到，即使是嚴重的精神病患，居家環境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這種地方運作的花費也比精神病院低。綜觀人類歷史，恐懼創造行為和神秘狀態——人類經驗的直覺面——常常造成迫害。這種迫害名目太多，難以細數。精神病學家萊因（RDLaing)認為，這是因為我們的社會對於內心的飢渴態度曖昧的緣故。社會都有一個共識要否定精神的需求，所以歷史上藝術家、神秘家才一直仆倒，遇難。可是，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以前是精神病患，現在則結合起來反對吃藥、電擊等毫無意義的治療方法，提倡生物回饋、靜坐、營養、保護等無侵撓性的醫療法。海灣區新精神病治療法協會（Bay Area Association for Alternatives in Psychiatry)是這樣的人脈之一。現在已經有很多精神病學家在審視這些新治療法。西方醫學界也越來越關心傳統和民俗醫療系統。醫生、護士、心理學家、人類學家現在都在註意中國、美國原住民、西藏、非洲等地的本土醫療法。阿拉斯加的愛司基摩人去找他們的巫師看病，亞利桑那的那瓦求思（Navajos）印第安人去找他們的醫生看病，現在都能夠得到保險公司的給付。這種本土醫師幫助病人的，是使他們發現疾病的意義，將疾病放在自己的家庭和社群的關係上來看待。傳統的醫療體系認為疾病是個體與他人和環境的和諧受到干擾所致。巴西的民俗醫療——有時候稱之為庫拉（cura，curing——治療之意）——可能是“整體融合”這種觀點在世界上少數幾個地方發出的預告之一。庫拉融合了西方醫學、精神治療、草藥、同種治療、亞美林德（Amerindian)與非洲醫療傳統。曾經參與庫拉的巴西人據估計有六千萬人，其中有不少是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庫拉和身體、感情、靈魂都有關係。治療者“道德上的優越”受到的尊重有如受過正式訓練的醫生。只要是有效的方法，庫拉一概尊重，而且會建立支援團體來協助需要醫治的個人。治療效應法蘭克在紐約一次討論新醫學方法的會議上說，“我相信'痊癒的力量'這種東西是有的。”可是，他卻懷疑西方科學家在不久的未來是否能夠正確評估這種力量，而充分地接受。但是，實際上，科學上現在已經有一個“方格”可以讓我們看見人與人之間那種治療的“共鳴”力量。貝爾定理、包姆與普里布蘭的全像理論等激進的學說都提供了一個模式，讓我們了解人與人之間的關聯。東方哲學認為身體是能量的反應場。這種看法符合針灸所說的身體的經絡，也符合佛教所說的脈輪（chakra）。紐約大學看護教授克莉格（Dolores Krieger）曾經示範用一種“掃描療法”治療病人時，病人血紅素值的變化。這種“掃描”法是用手通過身體的某些部位，可是不實際接觸，然後測知其中“場”的變化，譬如冷、熱、刺痛等。另外，病人努力治病時腦裡面出現的不尋常的腦波、酶的變化、EEG的轉變，以及腫瘤的緩和等都是治療效應的證據。這一切，醫學界有很高的興趣。譬如全國各地總共有幾千人已經在一家工作房接受過克莉格方法的傳授，其中大部分是護士。紐約的幾家醫院也曾經邀請她對全體看護人員傳授這種方法。現在已經有一些醫生開始使用這個方法。羅林·桑德（Rolling Thunder）、奧爾加·沃羅爾（Olga Worrall)、保羅·所羅門、傑克·許華茲等非正統醫生現在也都應邀到醫學院演講，為醫生和醫學生主持工作室。靈異治療在未來可能證明是醫學上有用的輔助，可是不可能成為主要的醫療方法。理由很簡單。治療者的方法都只是“為病人做一件事”而已。本土治療者——譬如南美的curanderos——就會告訴病人說，他們固然能夠改變症狀，可是他們改變不了產生疾病的內在過程。症狀可以暫時消失，可是深層的疾病矩陣卻可能未曾稍變。真正能從內在影響治療的，只有病人自己。心如果有一種治療狀態，不論對醫生，對醫生與病人間的關係都有好處。英國一個科學家發現，所有的精神治療法醫生差不多都有一種腦波（英國有幾千個這種醫生，領有執照，可以在醫院工作）。醫生如果心情焦慮，就沒有這種腦波。最後他說：“想像你現在要治療病人。你沒有藥，也沒有設備。你什麼都沒有，只有慈悲。”接受偵測的人只要聽他這麼說，腦波活動立刻出現“治療”狀態。科羅拉多的整型醫生史維寧根（Robert Swearingen）曾經在急診室裡急救過一個肩膀脫臼的病人。因為後來所有的醫生、護士統統跑去急救另一個更緊急的病人，所以他找不到人拿鎮靜劑和麻醉劑。那個時候，我深深感到無奈，感到我一向對科技的依賴。於是，部分由於要安慰病人，部分由於要使自己鎮靜下來，我就開始要求他放鬆。突然間，他的肩膀掉了下來。這時我才知道，由於病人的合作，我可以不用止痛藥，將病人的肩膀推回去，一點都不痛。這次經驗改變了他的整個生涯。他不但從此以後差不多可以向任何人教導這種無痛程序，而且也發現了人性因素在醫學上的重要性。除了這一點，他還發現自己能夠和病人建立一種無言的親善關係，經由“傾聽”而做直覺的診斷。這種東西他的醫學技術是無法給的。一個很有名的心理學家曾經私底下說，生物回饋對於那些只相信“硬”科學的醫生和病人，最後終將是一種安慰劑，一種中間步驟。他們還不知道所有的生物回饋活動都發生在柔軟的腦裡，一旦趨近檢視，即刻化為粒子，旋轉而去。他說，“這一切都在想像力裡面。”所以，我們只要想像，又想像我們有，就真的有了。16世紀時，帕拉賽蘇斯(Paracelsus)發現他們那時候的醫生“只知道意志力的一小部分”。然而在另一個層次上，我們卻一直知道，你可能心碎而死，女人長期的抑鬱、沮喪會影響肚子裡面的胎兒，老人家如果終生保持一種興趣，就不會衰老。未來的歷史學家將會驚訝我們以往陷於其中的異端邪說，驚訝幾十年來我們只知道治療身體，不管精神。現在，我們為了尋找健康，終於找到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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