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上運用意識擴展的技巧是近年來才有的事。對於公眾教育而言，這還是很新的東西。歷史上還不曾有過一個文化努力在一般大眾身上培養全腦的知。以前，知識與感情融合，大腦皮質層的判斷與腦邊緣的直覺相安無事的超驗狀態屬於雅典哲學家、禪師、文藝復興時期天才、創造性的物理學家專有。一般人不是這種英雄的料，所以，當然也不是學校的事情。
可是現在，再要把全腦的知限定在少數特異分子身上已經沒有什麼道理。科學上以及許多個人的轉變經驗都顯示這種全腦的知是人內在本有的能力；不是藝術家、瑜伽行者、科學天才才有的天賦。我們每一個人的腦都有無限重組資訊的能力。我們的腦這個轉變的工廠，衝突和疑難正是其中的機關。
其實，我們只要專注就可以了。心理技術由於創造出心理學家費米(Lester Fehmi)所謂的“開放的專注(open focus)，所以擴大了我們的知覺。心理技術能夠增強我們的記憶力，提高學習速度，整合兩個皮質腦半球的機能，促進舊腦與新腦各部位的融通(coherence）。心理技術也使我們有比較寬闊的途徑去接觸我們潛意識裡的焦慮。或許正是這些焦慮阻擋了我們的路。
不論老少，心理技術都可能幫助人專心——創造，結合，統一，超越。
我們很快就會明白，由於我們低估腦的能力，又對腦的運作無知，所以我們設計的教育制度才會這樣顛倒，退化。教育顧問哈特(Leslie Hart）曾說我們的學校是“與腦作對”：我們腦裡佔滿了“邏輯”；通常這是指做事緊密，逐步，有秩序，前後相續（線性）……可是人腦於這種邏輯卻無用武之處。人腦是一部力量和精密度都強大得難以置信的電腦，可是絕不是講數據的。人腦的運作不是依靠“精準”，而是依據大量粗糙乃至於模糊的相近事物“或然的”運作。
腦做計算工作時，只要專心而開放，讓資訊自然通過就成了，根本不需要有意識的努力。由於我們的習性，也因為我們對自己如何了解事物有錯誤的假設，所以雖然我們的腦吸收了全部的資訊，可是卻很少讓其中一些進入“正常的”意識。
不幸的是，心靈本質方面的新發現總像是停戰的消息一樣，傳播得很慢。戰爭其實已經停止很久，可是還是有很多人死於戰場；真是莫須有。年輕的心靈每天都遭到貶抑，沮喪。這樣的人太多，想都不敢想。他們給人驅趕著通過一個體制，這個體制一輩子阻礙了他們成長的能力。曾經有人說，人的一生剛好和蝴蝶相反；一開始是蝴蝶，最後變為繭。長久以來，大部分大學課程裡面腦科學一直缺席。這是可以了解的。因為，腦科學包紮在厚厚的專門術語當中。可是現在，“左右腦半球分殊化”的發現，不論是如何的粗略，總算為教育提供了一個啟發人心的新隱喻。
我們所說的那種無可追尋的知，我們稱之為“直覺”。在科學上，“直覺”的成立已經動搖了科學；至於教育，“直覺”的衝擊才剛開始。
我們在常識上常有“從點到點追尋”的觀念，好像觀念是堅硬的電線或是一列“思想火車”——A導向B再導向C。可是，譬如結晶和某些腦的事件，自然界的過程卻是非線性過程，從A到Z一次發生，一勞永逸。腦絕對不受我們那種常識性概念的限制，否則就完全無法運作。
“未經有意識的注意與理解而迅速認知真相”、“內在而生的知識”、“與一種清晰、專注的洞察力並生的本能知識”，字典上這般界定“直覺”。直覺這個字(intuition）顯然是從intuere這個拉丁字衍生而來，意思是“審視”(look upon)。如果線性的心靈會不理會直覺這種當下的感知，我們也不覺得驚訝。因為，它的過程畢竟超越了線性的追循，所以是懸浮不定的。而且，進行這種過程的，又是不管講話的那一半皮質層——也就是本質上啞巴的那一個腦半球。右腦無法講出自己知道的事情。右腦的符號、意象、隱喻必須先由左腦辨認、組構之後，整個資訊才會清楚起來。
我們一直要到實驗室有了一些科學證據，對這種非線性過程略有所知以後，才開始接受這種知識。我們那種直來直往的自我一直很難了解這種知，接受就更不要說了。可是我們現在已經知道這種知是從一個系統衍生而已。這個系統儲藏的東西、關聯、速度，就是最優秀的研究者都要自慚形穢。
現在有些人有一種傾向，認為直覺與智力是分離的。可是，正確的說來，其實是直覺為智力定向。凡是我們“設想”過的東西，一概都會儲藏起來，隨時可用。我們平常的意識所知的一切，這個比較大的領域都知道，並且又另外知道很多平常的意識不知道的東西。心理學家甘德林說，我們平常所謂的潛意識並不幼稚、退化、夢幻。潛意識比我們“聰明”太多。它的訊息如果有時候不清楚，那是接收者的錯，不是發送者的錯。
當然，這種“無言的知”一直都有人在辯護，其中包括最偉大、最具創造力的科學家、藝術家。我們所有一切進步，它是基本的，沉默的伴侶，一直隨行在側。左腦能夠將新資訊組合到事物現有的方案當中，但是無法發明新觀念。右腦能夠看見事物的脈絡，所以也就看到意義。如果沒有直覺，我們到現在還活在洞穴裡。歷史上每一次突破，每一次躍進依靠的都是右腦的洞識，以及整體的腦探知反常規、新創過程，認知事物關係的能力。
這樣說來，我們的教育方式因為一直偏重於線性的，左腦的過程，以至於無法與時代並進，還有什麼好奇怪的呢?
就某一方面而言，人類進化的意識最後終於全面依賴語言所在的左腦是有意義的。有的理論家依據研究資料認為，左腦的行為差不多就像一個有所別的，競爭的個體，一個獨立的心，住在它的伙伴裡面。
我們的處境差不多可以比擬為一對雙胞胎水手在做一次很久很久的航行。這兩個雙胞胎，一個會講話，有分析頭腦；另外一個則是啞巴，有幻想氣質。講話的這一個急切地要從海圖和儀器計算航向。可是，他的兄弟卻有一種奇怪的能力，能夠預知暴風、海流變向等導航條件。他用手勢、符號、圖畫來和他的兄弟溝通這一切。可是他的兄弟卻不相信他，因為無法想像他的看法從何說起。可是事實上他是因為有一家資料銀行為他設立了一個無線的，同步的途徑，可以接收衛星天氣圖。可是因為他是啞巴，所以他有限的表達能力無法向他兄弟詳細說明他那復雜的系統。所以，他那多話的，“理性的”兄弟常常都不管他。他深受挫折，只好無助地站著，任由他們的船航向災難。不管什麼時候，只要他們兩人想法衝突，那分析式的水手就頑固地照自己的計算結果開船。然後有一天，他終於闖進了他的兄弟預測的情況裡面。他低頭了。
這時他才知道，由於他一直不理會他兄弟給他的東西，所以他的一生一直一知半解。
關心“學習”的重要科學家布魯納(Jerome Bruner）說，小孩子接觸一門新的學科或者還不了解的問題的時候，如果沒有直覺，很快就會麻木。科學家初次嘗試自己的研究領域時也是如此。譬如，我們會“設想”不出如何維持平衡。我們往往不了解我們其實會摸索出我們的路。我們腦這一部A到Z的電腦終會調諧自己的猜測，然後我們就動了。
布魯納說，如果我們想充分的，充滿信心的運用我們的能力，我們就必須認識直覺的力量。這是我們自己的“技術”為我們產生了許多可能的選擇性；這時能夠幫我們做決定的也就只有直覺。由於我們的技術已經能夠處理平常的例行公事——也就是分析性的事物——所以我們大可將注意力精益求精，使自己有途徑接近整體的知。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右腦是看見事物的關係、辨認面貌、思考新資訊、聆聽音調、判斷和諧與對稱。我們現在知道，學習上最大的無能就是形態盲(pattern blindness)——也就是無法看出事物的關係或探知其中的意義。可是，我們從來沒有看到那一個學校的教育計劃是在補救這種殘廢的。非但如此，我們已經說過，我們的教育制度不但加重這種殘廢，甚至是造成這種殘廢。
事實上研究已經證實機警的父母、老師早就知道的事情：我們有各種學習方式。我們有各式各樣的腦，有的以左腦為主，有的以右腦為主。有的兩者都不是。有的人用聽的學習比較快，有的是用看，用摸的。有的很有想像力，有的完全不然。有的人很能記碼表數字、電話號碼、日期。有的人很能記顏色、感覺。有的人在團體中學習力最強，有的則必須孤獨一個人。有的人早上精神最好，有的人則是下午。
沒有一種教育方法可以從各式各樣的人身上都誘導最優秀的表現。由於發現兩個腦半球各司其職，同時個人也有偏好一種或他種風格的傾向，所以我們才了解為什麼我們每個人差別那麼大，我們又是如何看，如何想事情。
腦的研究徹底改變了我們對男女性認知方式差異的了解。男女兩性在腦的分殊化上面，有一些層面差別很明顯。男性的左腦和右腦開始各司其職的時間比女性早了很多。這有好處也有壞處。男性的腦在某幾種空間認知比女性優越；可是比較沒有彈性，所以受傷之後也比較不容易彌補。最近的一項研究顯示，左腦受傷以後，女性幾乎沒有喪失什麼語言能力，可是男性的語言能力卻低於正常人。有閱讀困難的，男性也比女性多了很多。
有閱讀困難這種病的人約佔總人口數百分之十。這種病似乎和右皮質半球主控閱讀過程有關。有很強的整體認知能力的人往往受到我們的教育制度的殘害；因為，我們的教育制度偏重的是符號語言、符號數學。這樣的人一開始就有處理這種符號的困難。可是有這種神經狀態的少數人卻有不平凡的天賦。他們通常在藝術創作和創意思考方面異常獨特。不過，諷刺的是，他們雖有潛力，可是卻常常遭到社會的貶抑；因為，整個制度從他們一開始上學就開始摧毀他們的自尊。
學校一直是只用一種方式教導個人萬花筒般的腦，而且還加以“分級”。他們獎賞和制約某些技巧，其他的完全排斥。他們使那些才能並非文化最為需要的人“失敗”，因而使他們一輩子認為自己沒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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